杨伟民：剥离北京非首都功能才能治疗其“城市病”
杨伟民：剥离北京非首都功能才能治疗其“城市病”我觉得社会上媒体、包括我们的市长，还没有完全准确地把握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一些精神。特别是很多部门、地方的一些领导在思想上和总书记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也就是说我们还跟不上
【财经网记者 夏瑜】“北京‘城市病’的根源不在人，在于功能过于集中，有着过多非首都功能，因此要改变做强、做大的传统做法，进行外科手术，转移非首都功能，由‘一城记’变‘双城记’、‘三城记’，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4月2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主旨演讲中表示。
杨伟民说，城镇化同时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增多和排放污染集中的一个过程。总体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资源和承载能力已经极限，无论是土地、水、环境容量。而且很多区域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当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说我们的特大城市还可以再集中人口，但是水、环境已经有些区域不允许再继续集中人口了。比如说总书记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是从北京这个地区的承载力严重减弱，这样一个出发点来说的。
杨伟民举例认为，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大家现在认识已经统一，根源不在人，在于功能太多。人多是由功能派生出来的，人不是本源性的问题。过去简单的说控制人口，结果人越来越多。
所以北京城市病的问题的根源是北京功能集中过多，集中了太多的非首都功能。必须改变那种做强做大所有功能的传统的做法。要面向21世纪中叶的首都和首都圈做一些顶层规划、做一些外科手术，转移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变京津冀地区的一城记，多城记，实现京津冀良性互补、协同发展。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不仅是我国城镇化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们过去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空间范围很大，空间尺度很大，所以政策就比较粗。整个西部地区实行同一个政策，现在来看，应该更加重视在区域发展这个问题上更加重视次区域的发展，其实京津冀就是一个次区域，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怎么样去优化布局，怎么样实现良性互动，实现共赢，这样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去制定一些针对这个区域的政策。
以下为杨伟民部分发言实录：
杨伟民：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虽然主持人讲，前两天已经充分讨论了新型城镇化的一些指导思想、意义、目标。因为前两天我不在，没听到大家的发言，根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后各个方面的一些反映、解读，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一些基本精神做一些归纳。所以我今天的发言还是围绕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一些基本形式做一些归纳，就一些最主要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我觉得社会上媒体、包括我们的市长，还没有完全准确地把握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一些精神。特别是很多部门、地方的一些领导在思想上和总书记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也就是说我们还跟不上。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城镇化的时代背景，其实推进城镇化这件事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在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就已经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当时叫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现在的说法差不太多。但是当前中央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我觉得是因为和本世纪初相比，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明显，所以我要先说一下推进城镇化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有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增长速度换档了。
大家知道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从过去10%左右的台阶，降到了目前7—8%这样一个档位上。按照总书记的说法，我们现在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三期叠加，第一个期就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镇痛期，第三个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在增长速度减缓以后如果我们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就会使城镇化脱离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有房无人的“鬼城”，削弱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应该说现在少数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子是建起来了，但是人还没来，积累了一大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后患无穷的。
第二个背景变化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大家知道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和工业化是相随相伴，相互促进的，虽然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产能过剩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如下仍然简单的通过工业化的数量扩张来带动城镇化，大搞工业园区、搞产城融合。产城融合这个词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说产业和人要相对集中，这是可以的。很多地方事实上是这么理解的，要先搞工业，然后再搞城镇，先建一个工业园区，然后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会导致给大家一个错误的信号，还是要重头去搞工业。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同志就是这么理解的。如果还是这么搞的只能是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城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过去很多工业园区，现在可能已经要开始面临新的一些调整。
第三个背景变化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城镇化的速度较快，主要是靠农民工进城就业，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常住人口的增加。但是过去是可以的，过去因为劳动力属于无限供给状态，不断的进城，但是最近两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2012年净减少345万，2013年，去年又减少了244万。两年减少了500多万，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所以在这种形式下如果不改变原来的城镇化模式，只是靠新成长的劳动力进城就业，我们城镇化的速度比率会降下来。
第四，农民工的诉求增多了。过去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增加收入是唯一的要求，并不把工业岗位当做一种职业，也并不把打工地当做生活的最终归宿。但是现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对于他们来讲养家糊口、赚钱并不是唯一的追求，他们的想法和期待并不同于以往的老一代农民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改变原来只允许农民进城就业，不允许农民在城市融入城镇生活的，半城镇化的模式，这也是必然要做的。
第五变化，就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了。城镇化同时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增多和排放污染集中的一个过程。总体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的资源和承载能力已经极限，无论是土地、水、环境容量。而且很多区域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当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说我们的特大城市还可以再集中人口，但是水、环境已经有些区域不允许再继续集中人口了。比如说总书记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是从北京这个地区的承载力严重减弱，这样一个出发点来说的。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4月18-20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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