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毛泽东为何认定刘少奇要打倒他
柯云路：毛泽东为何认定刘少奇要打倒他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当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有人企图打倒他时，我们再书生气十足地评议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举，就显得远离了根本。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泽东何以认定刘少奇、彭真等人要打倒他？本文选自柯云路的博客。
毛泽东与刘少奇合影
对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全面发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纲领性文件以及相关的文件做出分析。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做出如下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毛泽东还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论述特别典型地展露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
为了对这个政治纲领有更生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在通过这个《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林彪、伍修权。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毛泽东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这些口头讲话以更加生动的语气注释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就的那些政治结论。
为了对这些政治结论有更广阔、更全面及更生动的把握，我们再超越一个不长的时间差，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开化之后的一个文本。那是他1966年7月8日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他以不无人生悲壮慷慨以及自信乐观与忧患意识交织的心理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封信以其随心所欲的语言对《五·一六通知》做了特别生动的补充说明。
如果再联系本书第四章引录的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五·七指示》，将上述几个文本综合在一起，我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就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了。
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空前尖锐、残酷无情的。这个斗争绝无平等可言，必定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没有调和的余地。
由此，我们断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绝无心慈手软之处，绝无动摇迟疑之处。他对这种斗争的你死我活性、不可调和性，已经做出了坚定的判断。这是他根据十几年来国际、国内的斗争历史做出的判断。
二，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已经混进党的各级领导层，这无疑是最大的危险。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最主要对象。
三，进行革命要破字当头。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认定，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认定这些领域全部在资产阶级手中。这是他对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定性，也是对相关的一些盘踞在这些领域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干部的定性。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批判的重要对象。
四，无论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是为了直接打击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必须在党内开展一场卓有成效的清洗。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明确指出“要清洗这些人”。在对谢胡的讲话中，他讲到“要剥笋”。这些都是实行清党的明确语言。
五，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这里，斗争的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物，表明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决心早已下定。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虽然是在因势利导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很多部署毛泽东想必也是乘势而做的，具体的步骤是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然而，摧毁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高级领导人物的权力，这在毛泽东早已是既定方针了。
六，毛泽东认定，那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势的判断。他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当毛泽东认为党内已经有人企图打倒他时，我们再书生气十足地评议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明智之举，就显得远离了根本。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分析毛泽东何以认定党内一些人要打倒他？这个判断产生于什么样的政治形势？
七，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了“右派政变”的危险性。他肯定受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想像到，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对他所做的类似的影响。
然而，更多地还要归因于毛泽东本人对形势的直接判断。他对政变以后发生的事情，右派、左派将会利用他的旗帜这些过程性的特征都有了足够的预想，这说明他的深思熟虑。
八，毛泽东认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右派政变都将是短命的，因为他相信“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清了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他相信自己的路线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现象，譬如北大、清华的“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我们据此也可以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的实质。这也是他要在最大规模的公开化的程度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及社会基础。
九，联系他的《五·七指示》，联系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他的所谓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阶级路线就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注释。
正像我们前面对《五·七指示》所做的注释一样，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恐惧并且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他的带有平均主义思想的、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总是抓住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作为阶级斗争的题目。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他确实很容易号召90%以上的人民跟着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在一个农民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汪洋大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能够调动民众的大多数。这一路线和党内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毛泽东站在了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对立物的“革命者”的立场上。
中国传统文化、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不仅蕴藏在广大民众中，而且凝聚在党内和军队内。当中国的军队成员和共产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或者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民、全党、全军获得一时的全面拥护，也就显然可知了。
于是，我们看到：
一个被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以及在党内的种种反应惊慑了的毛泽东；
一个依靠自己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而在全国、全党有着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毛泽东；
一个在政治斗争中有着极高敏感性和纯熟艺术的毛泽东；
一个一贯热衷集中权力而绝不容动摇削弱的毛泽东；
一个对自己的个人权威有足够自信的毛泽东；
一个自认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坚定不移的毛泽东；
一个被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被赫鲁晓夫推翻斯大林这样的事实触动了的毛泽东；
一个在一段时间内被党的一线领导“架空”而感到愤怒和失落的毛泽东；
一个相信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会使得中国向社会主义理想国迈进一大步的毛泽东；
一个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具有高度政治意识而绝无对敌同情和怜悯的毛泽东；
一个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更大的作为、取得更大成就的毛泽东；
一个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
──必然地、义无反顾地、绝无反悔地发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自上而下的发动方式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了。这个简称“中央文革”的机构人数不多，却权力极大，其核心成员是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后来还有姚文元。摆在他们面前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们是毛泽东真正依靠的左派，他们必须为毛泽东打开一个局面。
如果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的推进造成了足够的起势，那么，现在就是如何借势继续做文章，使其势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有其力量对比，而所有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又是在矛盾各方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变化的。
就像棋局一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仅在于子力，不仅在于这些子力之间的联系构成的阵势，也不仅在于双方子力阵势的相互关系，还在于如何运动子力，抓住时机作战，最终扩大自己对敌斗争的优势。有时候一个精彩的、机智的、阴险的方案，常常会极大地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置对方于死地。
也许是对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有了相当的经验，也可能受到借批判《海瑞罢官》实现政治突破的启示，“中央文革”要寻找类似的题目作文章，还要继续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地进行发动。
关键的问题是选择好题目。就像批判《海瑞罢官》一样，题目选得准，就有了一切。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的最敏感点，历来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而且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便于作的文章题目。
由于1963年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形成的种种矛盾与分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面前有一个对立面，这就是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以及哲学系的一些人。当聂元梓等人与陆平发生冲突时，彭真曾经是陆平的后台。现在，彭真已经垮台了，那么，从聂元梓出发，包含着一篇极为现成的好文章。
5月17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刚刚通过的第二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避开陆平及北京大学党委，找到聂元梓。宗旨自然是明确的，鼓动他们起来造陆平等人的反，同时给了他们足够有恃无恐的支持背景。
5月25日，署名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赫然张贴出来。
这一行为立刻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这张以北大校党委以及北京市委大学部为进攻目标的大字报，自然受到北京大学党委的反对。在北大党委的组织下，很快张贴出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形成北京大学内大字报的海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曾派张彦到北京大学，强调北京大学有多国的留学生，大字报应该注意内外有别，这自然是批评聂元梓的。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也到北京大学讲了话，强调要内外有别。他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
就在聂元梓等人承受着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康生将大字报的底稿直接给了远在杭州的毛泽东。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的全部权力。
6月1日，在他的安排审定下，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全国兴起，全中国即将出现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新局面。”
当天中午，毛泽东在杭州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刻在大字报上做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对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高昂的斗争口号：“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正是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布开始，文化大革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中央文革的“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文章终于做成了。这篇文章所展开的多年不息的群众运动及社会大动荡，则演绎出一篇更大的文章。
而那篇文章，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始料不及的，也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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