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人口设限 人大代表必须关注底层民生
北京上海人口设限 人大代表必须关注底层民生
中国两会正在召开，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议，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限制人口的现实下，这一提议逆现实而动，难能可贵，引人思考。
蔡继明教授为什么有此提议？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发展大城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大城市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人口聚集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人口规模越大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孕育新兴产业的几率也会越大。几千人的村子养不活一个大商场，几千万人的大城市可以养活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并且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人大代表需要更多关注基层民生
第二点是所谓的“大城市病”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城市的管理、交通和人口布局不合理造成的。以北京为例，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约为2,17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五环内，郊区卫星城人口十分稀少。并且北京的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只有600多公里，相比于纽约和东京都市区的两三千公里差距很大。
所以从蔡教授的角度看，北京、上海限制人口确实没有必要。那么北京、上海为什么非要限制人口增长呢？两城确定的人口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人口限制在2,300万，上海人口限制在2,500万。主要的原因还是上面提到的“大城市病”，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医疗资源紧张等。
从现实看京沪两城的大城市病确实严重，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不堪，空气污染严重，挂号难看病难等问题十分突出，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和政府自然的将原因归结到——人口过多。蔡教授提到的人口布局不合理，轨道交通建设落后的原因，政府应该也清楚，但相对于控制外来人口进城，让人口布局合理和增加轨道交通建设显的太过困难，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数据看，控制外来人口进城确实能够立竿见影，效果很明显。据报道，2015年上海常住外来人口减少14.77万人，总人口也有所降低；2016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15.1万人，总人口只增加2万人。再这样控制下去，未来几年京沪人口可能同时出现负增长，完成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不难。
那么控制外来人口是怎么实现的呢？以北京为例，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将人口密集的工厂、商贸批发市场外迁，二是提高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的门槛，三是拆除街边所谓的私搭乱建，清理小商小贩。第一项措施可以理解，北京经济要转型升级向高科技经济迈进，需要将容易造成污染的工厂和商贸批发市场外迁，但后两项措施值得商榷。
教育问题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国家未来的命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为了控制人口在教育问题上动歪脑筋，让孩子受苦，这是拿中国的未来做赌注，十分不智。很多北京外来子女的孩子因不能就近在北京读书，只能与父母分离到北京周边河北的地方读书，不仅十分辛苦，也造成了家庭的不和谐。
大城市发展不能牺牲底层民众的利益
再说小商小贩问题，小商贩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重大。北京不需要小商小贩吗？当然需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广泛的存在，他们的存在说明社会需要他们。小商小贩一般向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所需，如早餐、蔬菜、水果、生活必须的小商品等，人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便利，他们从经营中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这是一种双赢的存在。
北京市政府清理街边的私搭乱建，这可以理解；但前提是给小商小贩们一个适合经营的地方。为了控制人口而将小商小贩们赶走，不仅造成了北京市民生活的不便，如想吃早餐却找不到地方；也让几十万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造成上百万人生活水平下降。谁来关心小商小贩等基层人民的利益？在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刻，这个问题很值得问一问。
人民代表为人民。关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展问题，不仅需要像蔡教授一样从宏观的方面为城市发展献计献策，更需要有人大代表从基层民众生活的角度出发，关注基层民众的利益，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发展费心费力。但可惜这样的人大代表太少太少了。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基层人民的利益，北京上海是不是一定要建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维护好基层民众的权益，让他们从大城市的发展中获利，这是中国的人大代表们需要用心思考的问题。
(苏天泽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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