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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最根本问题还是贫穷 须公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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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9 09:45: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中国最根本问题还是贫穷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零733元。(路透社)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一数据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因为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所得达到1万美元经济体的另一面。

李克强这里所说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之后的收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即包括劳动人口,老人、儿童等无收入人口在内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强的数据既有统计的支撑,也有抽样调查数据的支撑。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零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万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万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农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状况,本身就已经接近“月入1000元”。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为966元,低于“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2019年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李克强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吻合。

北师大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元至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调查发现,这6亿人中,来自农村的比率高达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率占9.6%;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概括地说,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北师大的抽样调查,结果其实都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近来“地摊经济”发达起来,就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疫情对社会底层的打击,仅仅是地摊经济复苏的其中一个原因。地摊经济并非人们所嘲讽的那样,也不是人们天生爱好摆地摊,而是为实际生活所迫。

中国中产阶层仍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人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仅仅是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不是说没有贫困了,很多人不仅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精准扶贫置于头等政策议程。

中国的这一国情实际上不难观察到。不用和发达的欧美国家作比较,仅仅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则不同,尽管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这一基本国情感到吃惊呢?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在社会层面,现在的中国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优胜劣汰,赚贫爱富。尽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少人脱离了贫穷,而不是看这个国家培养了多少富人,但社会的关切点仍然在富人。

在知识层面,学者多为资本经济学家或资本社会科学家,为财富说话。尽管经济学家为财富说话是普世现象,但从来没有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围绕财富转。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抱怨中国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然而,这是基本事实,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同时,尽管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没有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够把此现象说清楚。

在政治层面,最近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不同的性质。中国因为落后而改革开放,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而追求富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基于对国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更为强烈。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自发的,但走过头了就造成一个不好的后果,只能说国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说“坏”的一面,只能显富,不能说穷。“基尼系数”“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等经常成为敏感的概念。很多学者也迎合这股“民意”,过度吹嘘国家的成就,而不谈甚至掩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显富摆富也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中国这一国情的长期存在,可以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理解。和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通过不同的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中国则不然。早期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现公平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世界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波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的大部分到了少数人手中。在西方,中产社会演变成富豪社会。中国尽管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富豪社会,但情况也异常严峻。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在任何社会,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社会公共品领域,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19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房地产产业化。结果,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再者,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中国须追求公平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悲壮的脱离贫困、追求富强的历史。其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人们相信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更有效达成多数人的富裕。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邓小平提出了“致富光荣”“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邓小平已经确立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主题——发展和公平。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因为此前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因素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社会的分化及后果也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尽管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但人们必须问“什么样的增长”。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长都有利于社会,中国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里,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国情是高度清醒的,历届领导人都坚持两个基本判断,即在内部,中国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外部,中国会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社会底层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怎么也不会高估。疫情对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冲击,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美国种族问题引发的全国暴力,尽管表面上是种族问题,但本质上是阶层或阶级的问题。黑人如果不能改变其阶层或阶级上的位置,种族问题还是会不断爆发。

中国必须引以为戒。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依然庞大,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很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

中共十九大前后通过制度改革,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现在再次转向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1日颁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此前4月19日已经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些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的纲领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民法典》,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之后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开放方面,继早先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之后,“两会”期间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并且开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关工作。这些比开放政策又进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开放性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

在当代,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亚洲经济体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的中产阶层没有达到60%至70%之前,社会稳定就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即古人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不过,即使在达到60%至70%之后,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民粹主义崛起,就是中产阶层不断缩小的问题。

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

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但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于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源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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