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国人最重视吃和性 文化很虚假

行者

王蒙：中国人最重视吃和性 文化很虚假

王蒙先生是中国著名文学家，他的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在中国耳熟能详，被翻译成英、法、德等二十多种文字出版。近日，王蒙在参加海外青年汉学家学术交流时，作为嘉宾谈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王蒙称，中国人很重视吃和性，孔子不太讲逻辑，影响中国千年的科学发展，中国文化注重善美，有时显得特别虚假。

据搜狐读书报道，2015年7月6日，第二届“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班仪式在京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系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于2014年开始举办的针对海外青年汉学家的学术交流项目，旨在通过邀请其来华研修，帮助他们更加客观、深入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建立与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联系，为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便利和支持。王蒙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举办了关于中国文化的专题讲座。

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吃和性 皇帝多阳痿

王蒙：大家好，我只是跟大家有所交流，我想谈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我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和外国人、外国文化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差别。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是另外一种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有一个鼻子，两个鼻孔，我是一个男人。但是底下就不一样了，我有点老了，如果是美国人绝对不会说I am an old man，但是中国人会说我已经老了，这样说是说明我有很多经验，我是一个成熟的人。说我老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就是请在座的年轻妇女放心，我不会对你们有别的想法的，我不会留下什么麻烦。

中国人很喜爱生活，很喜爱吃，对中国来说好象吃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中国人说什么事情都要和吃联系起来，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大家就说“要吃透他的精神”。别的国家不一定会这么说。你写的一首诗，中国人会说“这首诗非常耐得住咀嚼”。中国人有几千年饥饿的历史，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次大的饥荒。中国人也很重视性，孔子又说“食色性也”，人活着，第一，就是吃。第二就是要有异性，要有自己性的需要，但是中国人把这个性又弄得非常复杂化、非常道德化，性变成一个人文的、道德的事情，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但是中国人对性的兴趣非常大。当了皇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就是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妃子，很多性爱的对象，所以中国的皇帝多数阳痿。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希望现代化，但是中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不可能用别人的方法，希望现代化、希望有先进的生产，希望有先进的教育，希望人和人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希望过更好的日子，这些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会感觉到这一点，不知道的时候以为中国人多么奇怪。

我在美国看过一本给小学生读的课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比月亮远。因为抬头就可以看得见月亮，但是我看不见中国。这是玩笑话，当然中国比月亮近，各位都来中国了，但是在座的汉学家都没有去过月亮。

中国的语言文字认为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关联

王蒙：中国文字是一个综合的文字，他的信息非常的复杂，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构成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个字就像一个小的图画一样，既要表达声音，又要表达含义，又要表达它的逻辑关系，又要表达某种形状。他这些信号是综合在一起的，这里就表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最注意的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关系，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关联的，他非常注意这个世界的统一性，中国有一个词叫做“一切”，all，一切首先是一，一积累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一切。one就是all，all就是one。中国五四时期我的上一辈有一个大诗人，也是全世界著名的郭沫若，郭沫若有一句很有名的诗：一切的一，The one of all ，一的一切，all of one，一的一切就是一切的一，一就是一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复杂，最后你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他总要找到一，没有比找到这个一更重要的。一就是中华文化里的上帝，就是God，God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我在新疆呆过比较长的时间，新疆不讲God，新疆讲“胡大”，“胡大”是主，有一次我和新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话都没有完全说清楚，我用手指着天空说，There is my god。小女孩告诉我，NO，胡大不在天上，胡大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一，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一。一的说法不一样。

孔子认为这个一就是“仁”，杀身成仁，为仁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但是要维护完成这样一种仁爱，所以仁就是上帝。基督教也有这个问题，基督教他比伊斯兰教具体得多，我们到教徒里面去，有耶稣像，有圣母像，有耶稣的12个大弟子，圣约翰、圣彼得等等，但是基督教徒里面没有也不可能有耶和华的像，耶稣是God，God本身没有形象，你不能画出一个God的像出来。孟子的一是“义”，舍身取义。义在这里当作“根本的道理、原则”讲。老子的一是道。神学是终极的关注，终极的追寻，终极的辨识。美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中国人拿着一个概念当宗教，就是一。这个一到了老子那儿就是道，到了孔子那儿就是仁，到了孟子那儿就是义。

表现在语言和文字上，它特别注意事物的关系，而且它最注意的是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越大越伟大，越大越好，最高最大的概念。比如说花草树木这都是很具体的，但是更大一点的概念就会说是植物，对中国人来说植物的概念就比花草树木更大，植物的概念再上去是生物与生物的概念再伟大。生物再上去是万物，所有的物质，新疆维吾尔语里面叫做“马蹄尔阿”，它是从俄语来的，在英语里就是material。在中国存在的类似概念叫做“有”，中国人认为比有更大的概念是无。因为所有的有来自无。又有一种东西能够使无变成有，能够使有变成无，对老子来说就是道。道就是既能够使从无中产生有，又能够从有中产生无。对于孔子来说，在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仁，实际上就是love。对于孟子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义，义的含义非常多，忠诚也可以叫义，但是对于孟子来说更常用的义就是原则。有人说中国人很可怕，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上帝，有，它是一种概念，上帝本来就是一种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没有具像。中国的思想方法就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

孔子不太讲逻辑 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科学发展

王蒙：孔子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讲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个天下，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就是中国本身，他们的观念里，西边有一些藩邦，东边就是大海，这就是天下。要平天下就得治国，要治国就得齐家，每一个家庭都变好。要齐家就要修身，每一个个人也要变好。要修身就要正心，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判断要端正，要正心就得诚意，你得有诚恳的态度，真诚的态度。你能够诚意就能够正心，正心了就能修身，修身了就能齐家，你的家庭会很和睦，齐家了就能够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大影响的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有一个大的问题，不太讲逻辑，没有很严密的逻辑，中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大逻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后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非常透彻，认为中国这个逻辑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发达，影响了生产，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发展。

但是对不起，我发现这种逻辑不仅中国没有。我看了奥巴马的竞选演说。不要认为中国很奇特，奇特的逻辑在某些时候，比如说奥巴马总统也使用这样的言语，他在竞选时说“one voice can change a room. If it can change a room, it can change a family. If it can change a family, it can change a city. If it can change a city, it can change a state.If it can change a state, it can change a nation. If it can change a nation,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Let's go to change the world."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语言带有很强的煽动性，就说只要你投上一票，就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把人们都动员起来了。但是欧美人有不是到处都这么煽动，他有不煽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又很具体、很清晰。

中国人长期形成了“道德是最重要”的观念，认为政治的基础是道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你做政治的事情靠的是德，譬如北辰，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众星拱之。因为他看着好象所有的星星都在转，但是北极星不转，这些星星围绕着北极星转，所以权力就像北极星一样，大家围着它转，因为它有道德。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话靠不住，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没有道德的有权人。这个皇帝也许很残忍，也许很腐败，大官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孔子这种解释无论如何让人民心里舒服一点，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有道德。比说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力气比你大，武器比你强，钱比你多要好得多。对中国人来说，道德的讲究听得进去，听得很舒服。所以在中国形成一种很注意说话的传统，说话的时候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流露出对道德的不尊重、不敬。所以中国到现在，它的干部、它的领导、它的官员的选择标准都说是以道德为第一，以才能为第二。外国的政治家和中国的政治家不完全一样，意大利的原来一个总理贝卢斯科尼，他很开放，他说我的女朋友很多，因为我又帅，地位又高，能力又强，我又有钱，追求我的女人排成长队。中国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宣布完了以后，第二天他所有的官职就撤掉了，共产党的党党籍被开除了。俄国的日里诺夫斯基，他说如果你们选我当总统，俄国所有的男人免费发放伏特加。法国的勒庞，他说我当了总统，各个大学的楼道上都摆着避孕套。其实社会已经很解放了，你不摆在楼道，摆在别处用起来也很方便。

中国文化只注重善美 有时很虚假

王蒙：我曾经讲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个是泛道德论，简称泛善论，善是最重要的。第二，泛整体论，简单说就是泛一论。第三，泛机变论，或称泛化论。

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喜欢讲真善美，但是中华文化在真善美三个层面，更注意的是善和美，有时候他没有太注意真，你们学汉学可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玩，贾宝玉的妈妈不知道从哪买到的或者别人送来的玫瑰露，用玫瑰花做的浓缩饮料，是拿水兑着喝。她的玫瑰露丢了两瓶。清朝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很少见，非常珍贵，所以她非常的愤怒。她底下的婢女互相责备，她说她偷了，她说她偷了。这个时候管事的是贾宝玉的嫂子的婢女与哥哥的妾平儿，平儿知道是一个叫彩云的丫头偷了给贾宝玉的弟弟，这个弟弟不是一个母亲所生，是妾生的。为了照顾贾宝玉的姐姐探春的脸面，因为彩云是偷给贾环的。平儿想了一个主意，找贾宝玉，让他承认是他偷了，大家都知道贾宝玉最喜欢女孩子，一大堆女孩子跑到那儿，大家喝玫瑰露，一次把两瓶都喝完了，贾宝玉巴不得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平儿就把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说现在玫瑰露我们已经弄清楚了，我现在给大家宣布，玫瑰露事件我的调查结果，是宝二爷拿走了玫瑰露，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好好工作。真正偷玫瑰露的彩云很不好意思，心情非常不好，她就出来了，她就说姐姐，中国人很亲切，管女老板都叫姐姐，我错了，我拿走了，你现在给我责罚。可是平儿说，我刚才已经宣布了结论，贾宝玉拿的，谁还敢提出挑战，什么意思？散会。做了结论了，不允许再提出别的意见了。大家都认为平儿处理事情太好了，如果平儿当我们的老板、当我们的董事长，当我们的书记，多好啊，每一件事都照顾到了，让大家都高兴，不造成大的问题，保护了每一个人。我读《红楼梦》的时候读到这儿，我说平儿真是一个好人，尤其她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如果她是我的领导、我的老板，跟这个人在一块多好。可是这是虚假的，贾宝玉没有拿这个玫瑰露，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显示出了中国人处理一些事情的思路独特的地方。不注意真，而只注意事情是否善与美。中国人在这方面既表现出一定的特点，又表现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五四以后中国有新文化运动，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多反省，也有很多自我批评，实际上中国人非常注意向全世界学习，向欧洲和美洲学习，提高自己的科学、求真的精神，提高自己国家的竞争力。